一意孤行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没有想到这句曾经多次矫情的出现在我中小学作文和观后感中的话语,在如今近乎麻木的岁月里竟然发自内心的脱口而出.

 

感谢冯小刚拍的这部电影,他完整的叙述了一个故事,他知道这个故事当中哪些部分是人们心里真正敏感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年代,其实我们的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花几十块钱,自己和一群陌生人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不是为了探讨艺术的真谛,不是为了饕餮视觉的快感,不是为了显示品位的不凡,而是为了有那么一个时刻,给自己一个面对内心的机会,这时候,电影院不亚于教堂.

 

"我听见了!""我没听见!"
谁不怕死?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孬种,不管是那四十七个阶级弟兄,还是对面冲上来的,钢盔上印着小马哥党徽的国军兄弟,在这一时刻,他们都是棋子,都是机器,都是炮灰.不管是哪一边,都为了一个似有似无的承诺,一边要杀过去,一边要挡下来.不管是因为地主打了自己的爹,抢了自己的地,还是长官悬赏了大洋,上级下达了死命令,这一时刻人人心中都有一曲集结号,人人都盼着它响起,可是,它就是不响,这曲集结号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伤,想停,却永远停不下来.

 

"总政有十几万找老部队的信,拆都拆不过来"
谷子地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当了团长的老战友,当年的号兵还活着,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活了下来,死人倒下,不能成为丰碑,丰碑最后还是活人立的,几十万找老部队的信的主人,又有多少能给自己死去的战友和自己力起属于自己的丰碑呢,又有多少在二百斤小米吃完之后被遗忘了呢.
四十七个烈士是幸运的,他们有一个活下来的连长,他们的连长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站在了"正确"的队伍里,他们的尸骨是作为胜利者被掩埋的,即使没有名字,但毕竟有丰碑,可谁还记得汶河阵地前倒下的"杀敌无数".他们都是反动派么?他们真的明白究竟自己为何而战?<<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的通信兵,当年不也是稀利糊涂被推上了这个血淋淋的舞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位置.

 

"这不公平!"
五十年代末谷子地替兄弟们要到了说法,电影直接跨过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初他去世.这漫长的几十年又发生了什么,我不太敢想象,作为一个隐差阳错穿了一下国军衣服的谷子地,他的后半生不会活的很消停.四十七个兄弟死了,可他还活着;九连打光了,可团长带着大部队安全撤退;团长在朝鲜没有等到集结号,可谷子地却逃过了步兵地雷;死的人入土为安了,活的人却要日日活在压力中,夜夜睡在噩梦中.这公平么?这不公平么?其实当他们被放到历史的天平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们的生命在有些人眼里那么轻,在有些人眼里那么重.

 

鲁豫有约中,鲁豫问冯小刚,这部电影上映后最热门的台词会是什么,冯小刚也想不好,留在我心里的,只有最后那曲集结号.

Other things equal: Aunt Deirdre's letter to a graduate student

一．引言

中国清代末期究竟年产多少棉花？消耗多少棉布？究竟有多少人口从事棉纺织的工作？一个家庭在农耕和纺织间如何权衡？一匹质量上乘的棉布要消耗多少的棉线？经线和纬线有什么不同的作用？这些问题只是当我们面对中国历史长河时翻起的几朵小浪花，无数的学者在一个个史实，一个个符号，一个个数字前皓首穷经，他们的努力是迷失在书林卷海里的虚无挣扎么？这些问题和下面又一连串的问题是否有关系？

中国在清朝末年是落后的国家么？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与当时的其他文明相比是落后的么？它们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与同时期的其他主要文明相比如何？在棉纺织工业中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样的工业化道路？是否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直接加到中国的问题之上？要回答这些问题，想奢望躺在当下，用宏大叙事和靠拿来主义得到的理论来解释一切，显然是愚蠢和自大的。

二．分析视角与方法论上的意义

研究史实在经济分析当中具有的意义从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那天开始就得到了所有有着良好学术操守的学者的重视。熊彼特曾在《经济分析史》开篇就感慨到，如果他能在经济的“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中重新选择一门学习，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经济史。他给出的理由是：“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年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1]

在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现象，特别是历史中发生过的现象时，史实的准确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经济体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首先应该具备的特征是：收入水平比较低下；生产率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收入分配不均；失业和就业不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比重较高；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程度低；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在我们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去看待中国在近代为什么没有从农业社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时候，第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可以应用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下的处在发展中的，生产力低下农业社会，它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什么出入。这些不同会使整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对象与现实中的中国完全不吻合，从而使整个理论失效。

三．理论界的争议与共识

目前国内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数据的研究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2]然而这种解释明显是受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产物。这种专注于生产关系的分析忽视了上千年中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也完全放弃了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比较，这种不足受到了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责难。这些学者通过对生产力水平变化的研究，希望能够证明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迹象，这种迹象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3]然而，事实是中国在日后的岁月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怎么可以将这些迹象称为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即使远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商业信贷，雇佣劳动这样符合“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迹象，为什么在这之后的两百多年里没有演化出资本主义。不过两派学者回应置疑理由倒是惊人的一致，就是西方国家的侵略是最直接的原因，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侵略加剧了阶级剥削和矛盾，另一方面，侵略也打断了中国通过演化出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西方的研究比较多样，早期主要是与国内帝国主义侵略中断资本主义演化的观点截然对立的是哈佛大学的：“冲击-回应”模式。[4]这种观点认为清末的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形态都是静态的，在外界的冲击之下，才可能会有应激性的反应。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种观点一出炉就遭到了不止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而且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使得这一观点显得随时都可能被政治裹胁，令人忘而却步，同时最新实证上的研究对这一理论也并不有利。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彭暮兰（Kenneth Pomeranz）和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的黄宗智（Philip.C.Huang）。彭暮兰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5]而黄宗智则对彭暮兰的观点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6]黄宗智提出了内卷化（involution）这样一个概念，从而描绘出了一个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投入增加，没有生产率提高的近代中国。

虽然几十年来理论界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基本假设，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史料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但总的趋势是以实证研究代替宏大叙事的规范描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更加细致具体地到微观领域考证可能要比试图强行归纳出可以包容，解释全部历史现象的一般规律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更有帮助。延续这种思路和研究方法，本文选取清代江南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切入点。

四．清代前期江南棉纺织业的基本状况

清代江南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总体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清代前期，棉纺织业生产比之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同任何社会生产的发展一样，总是由时间上的上升运动和空间上的扩散运动交织而成的。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棉纺织业从农家的自给性副业转变为了商品性副业。以至发展成商业性主业。由于江南既是棉花产地，又是棉布产地，因此有的农民是种粮织布，有的农民是种棉织布。种粮织布的农民在从明正德间到清光绪间，松江府，上海县，青浦县，南汇县和川沙厅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例如：“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恃此”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大意就是说农民田地里的收入常常不足维持一年的生计，而只有用织布补贴家用才得以为济。另外一些种棉织布的农民，他们是“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7]这类农民中，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相比较，前者应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手工业生产的棉纺织与农业生产的植棉想比较，是否已成为主业，仍须估算。但目前大体上的猜测是，在清代前期，在一些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由于棉纺织逐渐发展成主业，产业结构就发生了调整，不但商品性生产与自给性生产相比较，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比较，也可能已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阶段，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变化是，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的重要的提高。以往关于清代江南棉纺织业的研究，大多数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确有很大发展，但主要表现为棉布产量的增加和棉布贸易的扩大。至于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不仅非常低下，而且一直未有提高。清代江南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极端低下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1）生产工具落后并且长期未有改进；（2）主要生产工序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分工；（3）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甚低，基本上是一种农家副业；（4）生产主要由妇女和老幼进行，而这些人的劳动能力明显较男子为差；等等。然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直到19世纪之初，欧美新式工厂的机织布仍然竞争不过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江南棉布大量输往欧美，而欧美棉布却无法进入中国市场。[8]

李伯重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同时通过细致周密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与学术界旧有看法迥异的结论。首先李伯重考证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清代，像轧车和纺车这样的生产工具有了显著的改进，诸如多锭纺车已经在技术上远远优于之前的纺织工具，同时，也大大优于英国工业革命时的“珍妮机”。英国的“珍妮机”只有7锭，而且是手工木制，纺出的棉纱也不结实。[9]其次，在棉纺业中的劳动分工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根据吴承明的定义，与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有关的社会分工包括两种：一是棉纺织业生产个重要工序的相互分离；另一则是棉纺业与农业的分离。[10]其中在生产工序中最重要的分离是纺纱与织布的分离，而这一方面，学界争议也最大吴承明认为虽然有一些单从事纺纱的记载，但纺与织基本上没有分离，其根本原因在于纺纱技术落后，农家单事纺纱收不到专业分工的收益。[11]而徐新吾则认为：明清江南小农家庭棉纺织手工业中，纺与织的分离现象已发生。[12]李伯重认为：1.明清江南纺纱工效之所以被认为太低，主要是由于将纺纱和织布做对比。但是此看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纺纱和织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因此这两种工序之间工效存在差别对它们是否能够分离并无多大影响。2.纺与织的工效差异，被认为是制约纺织两大工序分离的又一主要原因，然而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差异恰恰可以成为促进二者分离的主要原因。3.依照以往的看法，在明清江南农村棉纺织业生产中,由于主要工序通常都在同一农家内部进行，因此劳动分工的程度必定十分低下。然而这里讨论的劳动分工，指的是一较为复杂的生产过程个主要工序的相互分离。至于这个分离发生在什么场所，并不是决定性的。4.这种分离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内或一个小社区的范围内，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这种空间的扩展显示纺与织分离和专业化达到了更高的程度。[13]最后，由于生产的专业化，棉纺织业与农业也出现了分离的趋势，并且妇女的劳动开始集中于纺织业，这种劳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使得农村中的劳动力流向更适合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技术条件的劳动分工当中，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清代早期江南的纺织业已经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变化，同时这些变化由于都是内生的，所以当我们回头再来看待清代早期的棉纺织业时，呈现出了一副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的画面。然而，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

五．清代后期江南棉纺织业的基本状况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生活遭到了两个分别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外生冲击，第一个是几次对外战争失利所签下的条约约束了新的贸易条件和对外通商政策。第二个是持续十多年的“洪杨之变”给江南地区的人口和生产造成的巨大冲击。清代早期来自国外的外生冲击是微弱的，这主要是由于外国人在华活动范围和经商的区域都有着严格的限制，此外各地盛行的“厘金税”使得商品在国内不同区域内流通的成本高昂，十分不便，而此时的国内手工棉纺织业已经初具规模，足可以应付国外进口棉纺织品的冲击。可是到了19世纪下半页，国内各地的厘金税开始逐步减免，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使得欧亚间的贸易成本和商品在中国国内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到了1890年，印度孟买和日本生产的机器纱布也开始销往中国，成本的降低尤甚于欧洲纱。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的棉花需求增加，棉价企高，结果是严重的压缩了手工纺纱者的利润空间。这种冲击是巨大的，然而并不是毁灭性的，这主要是由于织布这一工序对纱线的特殊要求。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的研究发现织布对纱线的需求分为经线和纬线，其中经线的作用主要是连接布匹，纬线则是负责着色和花样，所以用粗密的纬线上色后织出的布更加美观，且不容易掉色，而价格低廉的经线则正好可以起到降低布匹成本的作用，费维凯在他的一篇缜密细致的论文中推算出，从1871到1910年，国内手工业纱线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从接近百分之百，降低到与国外进口机器纱线基本持平的百分之四十多，剩下的部分则由后期兴起的国内纱厂占据。[14]这与织布对纱线需求的技术约束是吻合了的。与此同时手工的织布则在国外竞争者面前很好的保存了自己，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口的机器织布在这段时间内从没有在实质上取代过国内的手工织布。

由于纺纱这一工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大量原来从事纺纱的农民被迫停止了这个可以给家庭带来客观收益的工作，虽然织布工序得到了发展，但仍然无法吸纳足够的原来从事纺纱的劳动力，费维凯在他的文章里继续考证到，大多数劳动力选择的回归农业生产，但并不是全部集中到土地上的耕作，而是选择其他商业性劳作，例如养猪。这一时期的江南，由于刚刚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战乱导致的人口萧条和早已经在民间流行的药物堕胎[15]，使得人口与农地间的矛盾一直并不突出。[16]

六．一种可行的解释

通过上述分析，清代江南的棉纺织业大体经历了封闭式经济和开放式经济的两大阶段，但如果单纯的把棉纺织业看成是落后的产业，把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力归纳是落后的生产力，把江南这样一个经济体看成是落后的经济体，显然是武断和似是而非的。这时的江南经济既不同于欧洲工业革命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也不同于工业时代中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向工业化转化，而是在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中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结构与能力的变迁的。

清代前期的手工棉纺织业在没有外生冲击的封闭条件下，仍然保持了显著的结构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变化，这显然说明了在所谓的“封建社会”中，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并不是凝固僵化和不断重复的，相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封闭的条件反而为培育制度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温床，江南农民对棉纺织产业工具的革新和对人口有意识的控制都显示出清代前期，江南的经济社会并没有掉入马尔萨斯的陷阱当中。

清代后期，江南经济虽然遭到了战乱和进口贸易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仅仅是体现在了竞争的优胜劣汰上，而并没有显示出江南棉纺织产业在整体生产力上有任何的落后于时代。相反在竞争当中，江南棉纺织产业首先保存了织布这一最有利可图的工序，使得农民可以在农耕谋生的基础上获得积累，其次从纺纱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并没有过分的集中在土地上，这样就使得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不大，他们回到了农业，然后却去寻找其他的商品性劳作，这就使得刘易丝理论中关于“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定无法成立。

基于这样的分析，真正推动江南经济，特别是棉纺织业不断发展的，应该是某种内生的增长动力，这种动力无论是在封闭和开始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有没有外生的冲击时都发挥了不可阻挡的作用。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这种内生的动力一直推动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不止超越了清代，更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即使后来历经了几十年的战争蹂躏，政治运动，制度变革，仍然生机昂然的驱动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找到这种内生的动力，也许才是真正理解横向上的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与纵向上中国几千年演变的核心。

 

 

 

 

 

 

 

 

 

 

 

 

参考文献：

⑴朱伯康 施正康等编：《中国经济史》 下卷 2005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

⑵方行 经君健 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2000年 经济日报出版社

⑶费景汉 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1998年 商务印书馆

⑷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1998年 商务印书馆

⑸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2003年 三联书店

⑹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1998年 商务印书馆

⑺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8年 华夏出版社

⑻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98 商务印书馆

     10月9日到13日,我同导师门下的几个同学,受浙江省某局和陈老师委托,赴浙江省c市进行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其中,我深入到c市的f镇,对十余家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同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同时,在f镇的几天调研,得到了f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也让我对基层政府工作方式和治理思路有了一定认识.
     这是到浙江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深入的接近浙江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此次c市之行,让我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我试着记述一下我的见闻和分析.

一.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
     企业的外部环境一般包括政治,经济,技术和所在行业等等,此次调研我们主要讲受访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企业.在f镇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多数企业的外部环境是类似的.
1.政府与法制环境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宽容由来已久,在基层,民营企业与基层政府结成了非常紧密的共生关系,企业为基层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计划外收入(如罚款,摊派),而基层政府在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的变通又使得企业获得额外的利润空间,C市主管企业市场事务的**局办公大楼2000年竣工,耗资几千万,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地方财政计划外收入,各镇分支机构办公场所均造价不菲,资金来源类似,每年c市还会有例如要求企业订阅报纸,杂志等摊牌.同时地方政府各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以同乡,朋友,熟人的关系对企业一些违法行为的纵容也让企业得利,例如企业逃税的操作成本很低而监督并不有力,企业上违规项目时的蒙混过关.
     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对立，首先，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上仍然存在很大的缺位，政府部门的监管作用大于服务作用，例如A企业05年曾为省外一企业代工一个项目，但省外企业涉嫌侵权，故连带A企业同时涉嫌侵权，A企业在该项目上马的时候，该镇工商所已经获知相关情况，而直到项目建立起来后，工商所才突然到企业检查，要对企业处以十万元的罚款，后因工商所领导与企业老总有“私交”，将罚款减为五万。在这个例子中，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法规宣传工作和解释工作明显存在缺位，而继承政府部门在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监管处罚的力度也远远大于提供服务的力度。
2.经营环境
     此次调查的企业，全部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也全部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相当低，行业内部竞争非常激烈，产品同质化非常明显，所以大多数企业利润率极低，例如一家生产电表塑料外壳的B企业，一年的销售额上千万，而利润只有五十万，单件产品的利润几乎微不足道，只有靠量的增加才能生存，这样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行业的恶性竞争，以及非常容易在国际市场上遭到反倾销诉讼。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对汇率和贸易政策的敏感程度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最近一年来，人民币显著升值和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家出口毛绒玩具的C企业，06年以前的年销售额已经过亿，07年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到十月初才完成销售额两千余万，企业面临巨大的停业和转产的压力。
     在企业发展上，土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逐渐显现出来，当地新建的开发区对较大规模的企业提供了用地的保障，但小企业用地逐渐紧张，地价在最近几年也有几倍到十几倍不等的上涨。很多企业出走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寻找更低的经营成本。
二.企业内部的矛盾
     除了外部环境对企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外，企业内部的一些问题也很突出。
1.企业家才能投入的不足
     早期的浙江民营企业能在自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比较匮乏的条件下蓬勃发展，是和企业家才能的巨大投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种企业家才能的投入最早表现为企业创始人的吃苦耐劳，和对商机的把握，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深入，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才能投入明显不足，这首先体现在企业家个人的素质上，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学历很低，几乎对高科技含量的产业不了解，也没有能力涉足。其次，企业家才能浪费严重，以f镇为例，镇上有两家比较体面的饭馆，每到中午，镇上几家较大企业的老总都要到这两家饭馆吃饭，饭局的参与者不固定，但一般包括同行和镇上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在饭局上一般会很严重的酗酒，饭局的结果是企业的老总和官员都踉跄的回到各自的住处，下午不再参加经营和办公活动。这种饭局几乎天天有，最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花在了这种应酬和酒局上，同时酒局上的各方形成了一个囚徒博弈，并被锁定在了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中，任何一方都不敢主动终止这样一种应酬行为，因为这样预期自己会失掉社交圈子和社会资源。最后，在家族企业当中，家族内部的企业家才能和人力资源的禀赋是有限的，这也导致了企业家才能投入的不足，在我调研的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企业是家族式经营，财务，销售等重要的管理岗位大多由家族内部人员担当，这种设置了约束条件的人群的人力资源禀赋显然无法追求最大化。而在代际的传承中，企业家后代的人力资源禀赋也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些原因都导致早期促进企业发展的企业家才能，在现阶段成了短板。
2。劳资问题
     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企业家全都谈到的，就是新颁布的劳动法对企业影响很大。新劳动法对员工的保护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具体影响到企业的条款大概有，员工在上下班之间的任何时间出现人身安全事故，都算因公，企业将负担全部费用；企业协议解雇员工须加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企业不得拖欠工人工资等等。这些条款对工人的保护显然是出于非常公平正义的动机，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却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一，由于惩罚机制的减弱，工人中出现了一些消极怠工的现象，而企业老板对消极怠工的态度也由原来的直接开除转变为一定程度的容忍，第二，出现了工人的自伤自残骗保的案例，D企业的一名冲床工人趁他人不注意，用机床将小指弄断，根据劳动保障部门的伤残定级，该工人获得了企业十万元的赔偿，类似事件还有很多，有企业在车间中安装了摄像头，但监督效果仍不明显，公安，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的取证难度很大，第三，甚至出现了专门利用新劳动法进行诈骗的案例，E企业曾雇佣一名年轻工人，入厂时该工人所持身份证上年龄已满18岁，属合法用工，但签定劳动合同后，该工人到劳动保障部门投诉，称自己未到务工年龄，企业涉嫌雇佣童工，要求企业赔偿，原来该工人所持身份证为其哥哥的身份证，因容貌相似，企业没有分辨出来。企业迫不得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因该工人已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和诈骗，企业免于受损。这只是近期发生的众多案例中结局比较公正的一个，还有更多的案例企业是吃了哑巴亏。
     同时在大量雇佣外地劳动力的c市，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值得关注的“工会”形式，我称之为同乡工会，世界各国的工会形式主要有美式的职业工会，英式的行业工会，日式的企业工会，当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党领导下的工会，在c市出现了以同乡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一种新的工人联合方式，例如，在c市，有大量的贵州工人，于是当地出现了一些贵州籍非务工人员建立的松散的组织，一旦贵州工人与企业发生劳资纠纷，这个组织就找到该工人，以老乡的身份劝说其指定该组织为其代理人，负责与企业交涉，其中交涉后获得赔偿等收入该组织会分享一部分。从直观上理解，这种组织有利于增强工人在谈判过程中的力量，有利于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这样的组织却并不让人称道，首先，该组织多办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劝工人同意让它代理，如果工人拒绝，就会受到同乡的刁难，排挤，甚至是暴力的威胁，其次，该组织的动机并非是工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于企业交涉过程中常漫天要价，胡搅蛮缠，甚至会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自身利益，最后，该组织对社会治安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除了替工人交涉劳资纠纷，该组织还纠缠到不同地域之间工人的矛盾中，经常会采用暴力行为打压非同乡的工人，在发生劳资纠纷时还会采用造谣，煽动等方式使不明真相的工人受到蒙骗，激化劳资纠纷，c市06年就发生过同乡会激化劳资纠纷，结果煽动上千名不明真相的工人纵火焚烧工厂的严重事件。
3。信用问题
     c市的企业发展目前值得欣慰的地方之一是企业融资比较方便，大多数正规经营的企业都可以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获得数额不等的信用额度，且大多企业比较有效的利用力量这种贷款，例如在销售淡季利用贷款支付原材料费用，降低成本（因在销售淡季企业资金比较紧张，但原材料价格较低）。同时c市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违约的发生也比较少，决大多数企业已经建立了很强的信用和声誉观念。但在全国范围内，c市企业遭遇对方违约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违约金额从几万到上百万不等，违约形式从拖欠货款到对方企业破产无力支付各异，一般遇到违约的情况，企业的有效应对措施很少，例如一般几万元的货款拖欠，企业一般都选择放弃，然后不再同对方发生业务往来，由于成本的考虑而不选择诉讼的方式，我接触到唯一的以起诉的方式要求对方还款的案例是F企业，涉案金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余万，但对方企业通过转移资产和令皮包公司破产的方式，使得最终的官司虽然胜诉，但F企业还是一分钱没要回来。
4。技术和创新水平低下
     此次调研的企业中，最小的企业年销售额也在千万员以上，几乎全部的企业都有专职的技术员，个别企业还雇佣了有中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有研发的实力，更没有产生重大技术创新的能力，大多数企业的研发工作是采用技术外包的形式由独立的研发公司完成，在交易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技术的外溢和扩张，企业在购买技术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培养出自身的研发和设计能力，当谈到企业的创新活动时，企业负责人表示，一般经常发生的创新活动都集中在产品外观，包装和营销手段上。除了企业无法从内部产生技术创新之外，企业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几乎无联系也是导致企业无法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1。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
     通过上面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虽然有着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人财富，但如果考虑到其精神生活的匮乏，生活方式的不健康，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的不匹配和政治地位的低下，那么民营企业家较高的收入至多可以被看成其维持这种生活状态的最低必须收入，在企业家多个维度的效用无差异曲面上，由较高的财富维度和极低的其他维度所决定的效用水平，在我的观察中是很低的。企业家群体的利益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一个企业家丧失他所赖以生存的财富和事业是非常容易的，而其他可以带来正效用的维度，他却是一直的匮乏。
2。民营企业面临严峻挑战
     缺乏关键性的技术创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处在产业链的最下端，等等原因都造成了中小型的民营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可以说，这种模式的民营企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一旦发生不利于企业的变化和冲击，这一类的企业甚至面临的被集体淘汰的危险。一旦发生类似情况，不光会造成企业家群体利益受损和当地经济的衰退，更会使得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3。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不明朗
     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政府某种程度的“忽视”下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态度的暧昧既为企业带来了空前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使得企业家对前途的预期并不确定。各级政府部门对政策法规给企业施加的影响并不十分了解，同时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态度，虽然前段时间有“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出台，但基层企业大多表示并不了解具体政策，也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这是我在douban上写的<<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的书评,这是制度演化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美利坚合众国的国运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始终昌盛不衰,在如此年轻的国家的历史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使这个国家在动荡和危机中找到了新的生机.从近至远,冷战导致的科学技术进步直接引发了九十年代的信息产业革命,两次大战远离战场,却分享大部分的战争红利,唯一一次内战却打出了两百多年的和平统一和内部平等,这个国家似乎总能得到上帝的眷顾,难怪美国所有的总统就职演说最后一句都是"God bless American!"
　　想真正搞清楚美国强盛的原因是复杂的,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从五月花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祖先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群的互动原则是与今天的美国人多么的一致,同时也许能找到美国兴盛的历史根源.
　　在五月花号上的人们登陆前,首先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有人把这样一个临时起草的,粗糙的文本视为美国宪法的雏形,在这样一个粗糙的公约当中,充分的保证了上帝之下的人人平等,使清教徒脱离教会的控制,由自由公民选举总督和建立民选基础上的政府建立了法理上的基础.这使得五月花号的居民虽然仍名义上是英王的子民,但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代议制的条件.
　　其次,在刚刚登陆的一段时间里,五月花好的居民建立了基于共同信仰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寒冬里生存的压力和难以避免的偷懒行为使得这样的一个模式迅速濒临破产,而私有制在被动的生存压力和主动的财富诉求的共同作用下演化出来.而这种基于私有产权和民主代议的体制不能说不是如今美国强盛的制度基础.
　　在意识形态上,清教徒对本土的印第安人显示出了足够的实用主义,当印地安人在生存上对自己有帮助的时候,清教徒可以与这些异教徒建立紧密的盟友关系(虽然在微观上,清教徒与异教徒个人之间的友谊的动机可能很单纯),同时可以与意识形态上不统一的印地安人合作去攻击在意识形态(宗教)上类似法国人和荷兰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干预和战争绝对不是两种宗教和文化冲突的表现.
　　最后,在对印地安人的态度上,清教徒的行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界定,显然是野蛮和不人道的,然而以当时的价值观衡量却可能是英勇的和果敢的,而在清教徒的眼里,印地安人才是野蛮的,以我观点,不能简单的说印地安人还是当时的清教徒谁是野蛮人或者谁是文明人,只能说,本来的两种文明,都在各自的轨道当中,而当两种文明相遇时,并不必然的可以区分出进化的先后,也不能比较谁比谁更先进,所以在两种制度的演化博弈当中可能会出现共生,如最初的和睦时光,也会出现冲突,如后来不断的战争,也会出现一方胜出,一方淘汰,而决定最终结果的,有制度的原因,如清教徒世界中的私有制和在农业,贸易领域的优良制度,也有偶然的原因,正如书上也有很多被归于上帝之作的例子.
　　我的评论和这本书都不能全部回答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但至少,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可以说,这是一本非常详实的历史记录和一个非常典型的制度演化的样本. 

我已经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度过了十天，我讲授经济学的时间可是远远长过我当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敢百分百的肯定，我还不懂经济学，不过，我终于坐在了经济学的门槛上．

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懂经济学，但经过这么久的自学，与师长的交流和艰苦的思考，总觉得有了心得应该记下来，今天酌记一篇，以留日后纪念．

开学前和陈老师的一次交流中，陈老师提到了史老师说过，经济学学习有四个深于浅，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深出和深入浅出．这四个状态的意思和优劣，看名字就一目了然，这也和我前段时间一直想的，经济学千万不能学成的三个样子有些暗合：三脚猫，野狐禅，屠龙术．

首先，三脚猫要不得，现在经济学是显学，懂行的不懂行的都能说上两句宏观形式，在股市蒙头赚了一笔就以为自己的金融大师，更有许多的经济学从业人士以为自己有了供给需求两条曲线就保打天下了．我刚接触经济学时，看曼昆的书总觉得太浅，知道了供求曲线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就迫不及待的想参与一切经济学讨论的话题，想发表一切有关经济学的言论，现在看来，其实当初根本没明白就里，而且当时听了张五常的讲座里说，不要用数学不要用数学，还误入歧途了一阵子，费了很多心思才明白数学的妙，第一周的微观，宏观，计量上下来，满脑子的数学符号，肉体上很辛苦，思想上很塌实，因为很多的理论如果没有数学这种工具的抽象，想要纯粹用语言进行描述，如果你懂数学的话，你就知道，是没可能的．所以，就像奥尼尔在李宁广告里说的：＂all about fundamentals＂.

另一种可能的误入歧途恐怕就是野狐禅了，经济学从加里贝克开始不光只关心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管只关心国家的宏观投入产出问题，而将理论应用的范围大大的拓展，这对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理论的人都是好事，在我看来，经济学关键是告诉人们如何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就不应该局限在狭义的经济领域．但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时刻不能忘记这门学科的边界（好象是有这样本书），至少在目前，很多事情是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或者纳入不了理论框架中的，比方说张五常说过的＂好奇心＂，如果武断的用假设强行套用经济学理论，那结果也只能是似是而非的．

最后一种歧途，是听罗老师课上提到的，它跟第一种歧途正相反，过分的数学化倾向毫无疑问会淹没真正的思想，为了解释简单的现象而提出高深的理论并建立起的复杂的模型在现在的学术论文中比比皆是．按照奥卡姆剪刀原理，这些都应该一剪子通通剪掉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最后甚至会生造出高深的理论去解释不存在的现象，似乎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有过关于类似主题的方法论的论战．我的一位在美国读phd的同学赵建，说过一句话，一针见血，大意是，每个从事研究的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福祉，还是仅仅为了增加简历的厚度．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值杭州经受暴风雨洗礼，自己开学十日时，反思并记录如上，以省己身，并与同道者共勉．